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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决定未来十年城市格局……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会议未直接提及房地产，而是再次强调“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并在宏观经济工作规划中将它列为未来释放内需的重要抓手之一。
同一天，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指出，
“以促消费为重点支持扩大内需，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潜力。支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会议未直接提及房地产，而是再次强调“落实好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并在宏观经济工作规划中将它列为未来释放内需的重要抓手之一。
同一天，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指出，
“以促消费为重点支持扩大内需，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潜力。支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将“促消费”与“更新”绑在一起，意味着：城市更新被当作“稳地产”的新抓手，不再仅靠“放松限购”这类刺激需求手段；而新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可能围绕“好房子 + 好社区 + 好运营”，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逐步构建；中央财政正在从“以新建基建为主”转向“以存量激活为重”，城中村改造、旧厂腾挪、历史街区保护都可列入投资目录。
这是继本月中旬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后，
最高层又一次对城市更新工作做出部署。
在7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
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后，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指示，
要完善城市更新的顶层设计，包括推进本轮城市更新立法、制定城市体检办法、建立专项规划和片区策划机制，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这些设计要素正在汇聚形成系统性、可复制的制度体系。
与此同时，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强调：
“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禁新增隐性债务，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出清”，增强政策持续性与风险防控能力。”
高质量城市更新项目往往投资规模大、回报期长——这是过去民间资本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但现在不同了，为吸引社会资本，相关政策正在酝酿以下举措，来建立适合长期资金参与的制度土壤，比如
在土地政策上给予弹性，如混合用地、改造用地释放；
提供金融支持手段，包括专项债、基金、REITs等结构性创新工具；
税费激励机制，如契税、土地增值税或房产税减免。
对于市场而言，原本低效资产（老旧小区、闲置厂房、历史街区）将成为新的运营型资产；国资、险资、REITs基金或将成为城市更新的主力军；更重要的是，更新项目未来比拼的，是更新能力、场景设计与长期运营收益了。
最具象征意义的，
莫过于湖北省全省范围内对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的更名举措。
2024年5月，武汉市将“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更名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新成立的“更新局”被赋予了统筹规划、住房保障、市政建设、房地产监管以及城市更新项目实施等多重职能，原有的房管局、城乡建设局等职责也被整合进来。
背后的逻辑是明确的：从“管建设”转向“管更新”，从“增量开发”转向“存量统筹”，这是城市治理认知的范式转型。
而这一趋势，也迅速在襄阳、十堰、黄石等地推广。
更进一步的，
是围绕更新任务构建的平台型组织。
几天前，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正式在成都揭牌。
这家由华西集团全资控股的新平台，具备六大环节覆盖能力——城市体检、策划设计、规划编制、产业投资、项目建设、长期运营，并围绕四大板块：科研设计、智能建造、产业投资、城市运营进行深度布局。
在机制设计层面，
上海市正在探索“全周期城市更新模式”。
2025年7月25日，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发布《关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集中推进本市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的规划资源实施意见》，首次系统构建了“贯通五阶段、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城市更新流程，确立了以“统筹平台+三师联创”为基础的多元协同机制，并在土地资源配置、规划许可、数字空间确权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操作政策，标志着上海从“项目驱动型更新”迈向“全周期更新”的转型。
而且变化不仅局限于平台与机制的升级，
“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提出，更是为更新行动注入了温度和场景感。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探索“开门做规划”：邀请居民参与片区更新方案的设计，共享数据平台的信息公开，吸纳企业、机构参与招商与服务场景构建，鼓励文化、艺术、公益组织介入空间营造。
以南京的石榴新村为例。
石榴新村占地1.6万平方米，曾聚居1500人，48%的房屋面积不足35平方米，长期是破、乱、脏、险的“城中村”样貌
2020年，南京主动放弃“先征后建”的传统思路，转而探索“原地重建、回迁安置为主，异地置换、货币补偿为辅”的包容更新路径。
实施方南京越城建设集团采取“政府统筹 + 居民参与”的协作机制，在项目启动初期便确立“广泛共识先行”的原则，组织成立更新工作组、工期协调组与多元调解组，累计召开了69场居民议事会，真正做到“把小板凳搬进每一户人家”。
项目负责人说：“居民是原地重建的最大变量。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有商量的空间、有参与的主动。”
更新成为了共识驱动的社会行为。
那未来将如何变化？
我们看到了五个维度：
从制度机制层面来看，
将从“补丁式改造”走向“结构性治理”：
城市更新将逐步脱离对GDP考核与地价收益的依赖，转向以人民福祉、城市生态、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治理逻辑。
从实施体系层面来看，
将从“多头管理”走向“一体运作”：
过去城市更新往往涉及住建、自然资源、国资、财政等多个部门，缺乏统筹机制与统一口径。而今，越来越多城市设立“城市更新局”，对应的国有平台也在加速成立“城市更新集团”，标志着执行体系开始一体化、专业化。
从市场机制层面来看：
将从“政府兜底”走向“多元融资”：
过去高度依赖政府财政与融资平台推动，随着隐性债务压缩和中央“控债”基调确立，必须探索市场化资金解决方案，而这将催生多个结构性工具。
更关键的是，政策鼓励将“好房子”“好社区”纳入资产经营体系，城市更新不再依赖土地溢价，而转向租金、服务、场景经营等多元收益模型。
从空间与特色层面来看：
将从“标准化开发”走向“在地化特色”：
过去很多城市更新项目照搬城市综合体、住宅社区的“模板”，形成“千城一面”的后果。新一轮政策明确提出“文化基因”“历史文脉”“空间肌理”的保护与唤醒，意味着空间设计逻辑将深度重塑。城市更新的“美学革命”正在发生，设计师、艺术家、文化机构将成为更新链条的重要一环。
从参与治理层面来看：
从“政府主导”走向“多元共建”：
中央多次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并强调开门做规划、多方参与、协商治理，释放出极强的“治理转型信号”。更有地方政府尝试通过区块链、AI协作平台收集居民诉求、反馈更新进展，增强治理的透明度与回应性。
归到一句话，其实中央已经定调：
城市更新不是“修旧补差”的边缘工程，
而是嵌入宏观经济体系、房地产改革、地方治理逻辑的中枢型政策工具。
它既解决“低效空间”的问题，也将激活“未来生活”的可能，
成为中国迈入城市发展“第二曲线”的关键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