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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超大特大城市规模、密度和强度的合理标准
超大特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引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举足轻重。理论上，超大特大城市的高质量健康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城市的规模、密度、强度和功能。实证上，基于超大特大城市的健康程度，可以反推其规模、密度、强度的合理程度。
2020年全球超大特大城市已经达到74个，将74个城市按照国家及其发展水平，划分为欧美发达国家、亚洲中等收入以上国家、拉美及俄罗斯、亚非中下收入国家和中国5个组别。比较中国以外的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状况，发现欧美发达国家组生活质量高、生活成本高，社会安全程度中等，医疗健康好，环境污染低，交通通达。亚洲中等收入以上国家组生活质量较好，生活成本较高。亚非中下收入国家和拉美及俄罗斯组生活质量较低，社会安全程度低，环境污染严重。进而推断：在人口、空间、经济、功能、形态的规模和结构的合理标准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城市最符合，亚洲中等收入以上国家城市较符合，拉美及俄罗斯城市很不符合，亚非落后国家城市最不符合。基于欧美发达国家超大特大城市的经验事实，可以提炼高质量发展的超大特大城市理想的规模、强度和密度。一是在人口上，超大特大城市具有较大的人口规模和较高的人口密度。二是在空间上，超大特大城市具有较大的空间规模和较高的开发强度。三是在体系上，超大特大城市呈多层级、多中心、网络化、隔离状分布。四是在经济上，超大特大城市具有巨大的经济规模和极高的经济密度。
虽然通过上述特征事实，可以从经验视角提炼超大特大城市的规模、密度和强度的合理标准。但囿于缺乏理论支撑，有关超大特大城市的规模、密度和强度等，国际上还没有形成共识的合理标准。因此本文尝试基于人类舒适生存最低环境需求理论，提出人类集聚密度、出行距离和自然环境开发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超大特大城市规模、密度和强度的理论标准。此外，鉴于未来15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从65%提升到75%，并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以及人口多、建设用地少的国情，使得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合理的规模、密度更接近本文经验标准和理论标准的上限。
二、中国超大特大城市规模、密度和强度存在的问题
一是人口方面，人口规模、密度和布局不合理，即存在部分中心城区和核心城区人口规模过大、密度过高等问题。二是空间方面，空间规模、密度和布局不合理，即存在部分市域面积较大，建成区总面积过小，全市域的开发强度过低，用地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三是经济方面，经济规模、密度和布局不合理，即存在经济规模较小、密度偏低等问题。四是结构方面，城市形态和内部功能分布不合理，即我国大多数超大特大城市以单中心、单层级、单组团结构为主，“摊大饼”发展模式为主导，没有形成多组团。
三 、中国超大特大城市规模、密度和强度合理化的建议
第一，制定多层嵌套的大都市圈空间规划。一是规划大都市圈内部多层级的城镇体系。二是规划大都市圈内部多中心体系。三是规划大都市圈内部多组团的功能体系。四是规划中心城区—副、次中心—微中心多尺度下的生态隔离区与生态红线区，实现不同微中心通过生态带相隔离，防止城镇无序蔓延、保障生态安全。五是规划网络化的大都市圈交通体系，加强都市圈内不同中心的有机联系。六是按照多层嵌套的产业链集群体系的思路，在不同功能空间（微中心）合理规划被疏解产业及其产业链不同环节，实现与功能空间原有产业的协调发展。七是基于人口和产业可能的合理布局，在各圈层、各中心分布式地规划重大与基础公共服务设施。
第二，建设多组团、多中心、多层级的都市圈内部体系。一是在主城区以外，加快建设副中心、次中心和新城建设。二是改造和新建副中心、次中心和新城周边的小城镇等“微中心”。三是在副中心和主要次中心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围绕次中心和微中心开发建设新的城市组团来承接功能疏解，在组团内通过功能分区实现基础设施共享。四是加强大都市圈内生态环境的协同共治与生态隔离带建设。
第三，积极引导市场来推动核心区的非核心功能疏解。一是在城市中心区提升高端产业功能，疏解低端产业功能，建立全球高能级功能，总体上提高能级。二是在核心区、近郊区、远郊区以及其外围城市建设地铁、快速铁路、市郊铁路与城际铁路等轨道交通有序接驳的大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形成大都市圈内多层次公共交通运输网络的全覆盖。三是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优质公共服务要先行外迁。四是通过实施激励与约束并举的产业与财税政策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功能疏解。五是基于产业链以及软、硬环境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实现产业生态的整体平移，避免零碎拆解导致被疏解功能的衰退与中心城区核心功能竞争力的下降。
